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胡力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黄开怀在《海南金融》上发表文章《人口老龄化对寿险行业的影响分析：基于精算学视角的产品结构优化与定价策略探讨》。作为保险经营的科学基础，精算学是人寿保险业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立足人口老龄化趋势，以保险精算为切入点来研究老龄人口结构变迁对寿险行业的影响具备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本文首先梳理日本寿险业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探索实践，进而从精算的方面出发，深入探讨老龄化对人身险产品定价的影响。研究之后发现，老龄化背景下日本寿险产品由两全险向健康险转型，并呈现出保单数量增加、平均保额下降的趋势；此外，死亡率改善和疾病发生率攀升使得以死亡为理赔责任的传统寿险费率下降，以生存为给付条件的年金费率上升，以及补偿医疗费用的健康险费率上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寿险公司应增加健康类产品研究开发，重视小家庭团体险组合配置，同时积极探索“保险+康养”的新保险模式，不断探索差异化定价策略并采取精细化管理方法；政府应协助打通医院与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壁垒，一同推动保险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敬请阅读。

  文/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胡力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黄开怀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其内涵包括两个维度，即静态层面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其内涵包括两个维度，即静态层面人口年龄结构已确定进入老年型人口的状态和动态层面老年人口比重逐步的提升的过程。我国自2000年正式步入老龄化，人口规模大、发展速度快、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未康先老等现状已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17亿人，占总人口的15.4%

  ，随着第二波生育高峰带来的退休潮，预计下阶段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还将加快。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将从供需两端对各类险种产生一定的影响。根据寿险需求理论，无论是以投保人期望效应最大化（Outreville，1996），还是以被赡养人期望效应最大化为基本前提（Lewis，1989），预期寿命的延长均会带动寿险产品需求，这一理论观点在实践中也能得以验证。张连增（2011）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发现老龄化对人身险市场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推动作用越发明显。张庆军（2013）研究表明老龄化水平是继收入水平后影响寿险需求最重要的因素，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上升会明显地增强对寿险需求的迫切程度。袁成（2020）利用CHFS2017年的数据，实证发现老龄化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参与呈现出倒U型影响，即家庭老龄化初期促进商业健康保险消费增长，但过度老龄化后增速转降。据等（2020）测算，我国30~69岁群体的重疾险覆盖缺口总计约为118.04万亿元。2000年至今，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与人身保险保费增长之间有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见图1），这一关系与日、美等部分发达国家的人身险发展历史具有一致性。

  精算科学的产生，伴随寿险业的蓬勃发展，其根基深植于概率论、利息理论与生命表技术的持续进步之中。从最初专注于人寿与年金保险领域，精准估算人口死亡率，到现在不仅限于寿险范畴，更在养老金规划与社会保障体系内发挥关键作用。在保险领域，精算科学主要研究人寿、健康、财产等方面的出险规律、损失的分布规律、保费的厘定、保险产品的设计、偿付能力管理等，以确保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健发展。精算学、寿险市场与人口结构变迁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立足人口老龄化这一基本国情，以保险精算为切入点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寿险行业的影响具备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

  目前从精算视角看老龄化对寿险影响的文献相对较少，段白鸽（2017）采用对冲弹性量化寿险和年金产品在责任准备金评估中的对冲效应，研究之后发现投保年龄越高，对冲效应越弱，且保险公司承担的男性长寿风险明显高于女性。高霄雁（2021）梳理发达保险市场寿险产品演进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推动产品结构向兼顾投资和保障的年金险转型。孙玉淳（2014）分析美国养老年金发展经验，发现寿险公司通过定额年金和变额年金产品相互补充，前者提供稳定的退休收入，后者则用于资产增值，而市场趋势显示变额年金逐渐超过定额年金。安轶（2023）研究表明美国寿险公司失去在健康险和退休金市场的竞争地位是21世纪寿险业式微的根本原因。现有文献大多基于消费者视角，研究老龄化对寿险需求的影响，而少有基于寿险公司视角；纵观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整体上滞后于日本人口老龄化水平30年左右，已有文献未对日本寿险发展历史充分梳理；现有文献没有量化我国老龄化对产品定价的具体影响，缺乏对价格水平的总体把握。

  借鉴已有研究经验，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做改进：一是全文整体从保险公司方面出发，结合寿险需求理论，以精算视角分析产品结构和产品定价问题；二是详细梳理日本寿险发展经验，尤其是产品转型方面；三是使用精算方法定量建模分析新版生命表对寿险产品定价的影响，定性分析健康险定价影响因子的变化趋势。

  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寿险业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发现总和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是影响寿险业发展关键变量，共同驱动日本寿险产品向医疗保障型转变，并刺激寿险保单消费结构向小批量、高频率调整；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精算定价模型，系统分析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两大关键参数的变化对寿险产品定价的具体影响，旨在更加准确地预测和评估人口老龄化加剧对寿险业的挑战以及市场潜力，为寿险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率最高，且老龄化进程较快的国家，我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与其他发达国家相较，日本在198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但处于排列靠后，1990年处于中间排位，但在2005年成为在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率最高的国家，今后也或将保持高老龄化率的水准。日本0~14岁的人口占比自1950年来长期处在下降的趋势，相对应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逐年增长，15~64岁人口占比保持在60%与70%的区域间内。从1950年至2020年的年龄结构变动情况上，可以总结出日本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统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29.4%②，这一比例在全球高居榜首。

  随着日本长寿社会的到来，人寿保险作为私人保障的社会功能更加凸显，但同时人口老龄化本身对于寿险产品的需求结构也产生重要影响。人寿保险业务的重要产品之一是保护工薪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死亡保障型产品，这一类寿险产品受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影响较大。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需要死亡抚恤金的劳动人口减少，不需要死亡抚恤金的中老年人增多，从而使得对于死亡保障型产品的需求总体萎缩。

  从历史数据来看，劳动力人口（15~64岁）与个人寿险保有合同金额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日本个人寿险市场保有合同金额在1996年达到峰值1495万亿日元，此后随着1997年劳动人口的减少开始慢慢地下降。根据日本人寿保险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个人寿险市场保有合同金额794万亿日元，仅为峰值的53%③。

  由于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日本的家庭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家庭数量从1953年的1718万户增加到2022年的5431万户，同时平均家庭规模从1953年的5人下降到2022年的2.25人，日本家庭的主要构成从大家庭变成了核心家庭（夫妻和未婚子女构成的小家庭）。

  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传统家庭结构以全职家庭主妇的家庭为主，因而家庭对死亡保险的需求很高，以确保在意外发生时保障家庭的生活开支，以死亡保障为中心的终身寿险等大额保险产品一度成为日本寿险市场的主流。随着日本家庭小型化的发展的新趋势，一人或二人家庭的数量持续不断的增加，家庭对于高额保险费和高额死亡抚恤金的保险需求逐步下降。日本人寿保险协会每三年进行一次的“全国人寿保险调查”结果为，个人年金在内的家庭参保率在1994年达到95%的峰值，随后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降至88.7%。最新的2021年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为89.8%，较2018年调查的最终结果上升0.9个百分点④。

  经济快速地增长时期，两全险受市场青睐。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迅速增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人口结构年轻，劳动力资源充足。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劳动力希望在遭遇身故或高度残疾的情况下，家庭依然能轻松的获得收入以维持运转。因此，对死亡保障的需求十分旺盛。为了适应这一市场变化，日本保险公司开发出附加定期特约保险条约的两全保险，投保人能够最终靠附加条款获得生存保障和死亡保障的最完美组合。

  老龄化初期，终身寿险产品占比上升。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经济提高速度步入个位数时代，与此同时日本社会步入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这一阶段大量的老年人或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口更倾向于选择保费较低、死亡保障更多的终身寿险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开始从生存给付转移至死亡给付，即终身寿险保险产品和定期寿险保险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逐渐上升，而养老保险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逐渐下降。

  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增加。进入21世纪初，死亡率持续改善和疾病发生率的一直上升，使得日本社会面临少子老龄化加速和家庭规模持续缩小，这导致医疗卫生费用支出一直上升。人们对待保险的态度逐渐由为家人、遗属的保障转变为关照自身养老及医疗健康的保障。根据日本寿险文化中心调查数据，2021年购买寿险的主要需求已经转变为医疗费和住院费，与1991年相比，以晚年生活费及预防受灾为目的的购险需求显著减少。这种需求变化反映在保险公司的新单销售中，健康保险的销量迅速提升，占比也显著增加。此外，日本商业寿险的投保年龄限制近年也在不断放宽，部分公司的产品将投保年龄上限拓展到了80岁，而类似日本生命这样的大型保险公司则在少儿保险领域推出允许婴儿在产前140天作为被保险人的产品。

  日本寿险产品结构的变化体现了人口年龄和结构的变化是长期险产品的核心驱动因素：在1965年之前日本人口结构相对年轻，这一时期的寿险产品以生死两全的储蓄险为代表；随着日本老龄化加深，人口结构步入中年，需要死亡保障的比例一直上升，定期保险和终身寿险的比例上升；随着人口结构进入中老年，死亡率不断改善，医疗开支的压力日益增大，1990年后医疗健康险逐步成为主流，以应对老年时期可能面临的医疗费用问题。

  疾病发生率的攀升促使公众对医疗保障的关注度急剧提升，尤其是针对医疗和癌症等特定疾病的保险需求激增，从而带动了整体保单数量的迅速增加。消费者倾向于通过购买更多种类的保险产品来增强个人及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其中，小批量、高频率的保单购买行为成为常态。与此同时，消费的人在选择保险产品时，也开始从传统的“大而全”套餐转向更加个性化、灵活多变的保险组合。这种转变意味着，人们不再单纯追求高额的单一保额，而是更看重保险方案的全面性和针对性，以期在有限的预算内实现风险的最大化覆盖。因此，尽管保单数量持续增长，但平均保险金额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这既是消费者保险意识提升的结果，也是市场响应疾病发生率上升挑战而做出的自然调整。

  为了有效应对日益加剧的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死亡率改善和疾病率上升的挑战，日本寿险公司在资产端与负债端均实施了重大调整策略，尤其聚焦于产品结构的优化，明显地增加了保障型产品的比重。在资产端，日本寿险公司积极地推进全球化战略，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广泛开展收购与并购活动，还明显提升了外币债券的投资比例，以此拓宽资产配置渠道，增强资产的多元化与抗风险能力。在负债端，公司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首先，持续下调寿险产品的预定保证利率，以此来降低负债成本，提高财务稳健性；其次，公司大力推动向保障型产品的转型，这一些产品不仅更加贴合社会对健康与保障日渐增长的需求，还明显降低了保险公司对利差收入的依赖，促进了负债端盈利来源的多元化与可持续性。过去十年间，医疗保障型产品已成为推动日本寿险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展现了其强大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此外，日本寿险公司还在内部管理上实施了精细化改革，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严控费用成本等措施，实现了费用的正向贡献，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的竞争优势。

  日本的经验表明，老龄化不仅改变了寿险产品的需求结构，也深刻影响了寿险市场的定价机制。劳动力人口的减少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导致了对传统死亡保障型寿险产品需求的减少；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们对医疗保障的需求明显地增加。这种需求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寿险公司调整产品策略，也促使寿险定价策略随之调整，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环境。

  从精算视角看，人口老龄化对保险费率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老龄化使得各个年龄段死亡率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将直接影响寿险产品的风险评估和定价，死亡率改善对各险种费率影响极为复杂，且与投保年龄紧密关联（弋雪峰，2008）；老龄化意味着社会中老年群体占比上升，间接导致疾病发生率上升，对健康险的偿付提出更高要求，严鑫鑫等（2024）研究之后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是近年来胃癌负担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结合国内当前人口老龄化的特殊国情，本文认为其对人身险的影响主要是寿命分布后移带来长寿风险和健康风险，即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两大因素（见图3）。

  纵观过去三期寿险经验生命周期表，我们得知死亡时间整体向后偏移，寿命整体分布逐渐向更高龄的方向延伸。寿险经验生命周期表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相较于1990年，2010年的死亡模式展现出显著变化：幼青年组的死亡率已大幅度降低，预示着未来该年龄段死亡率逐步降低的空间或将趋于有限；中年组则保持了一贯的低死亡态势，未见明显波动；而步入中老年阶段后，死亡风险开始攀升的起始年龄较之前延后了约五年，且死亡率拐点向高龄偏移，最高点一直上升，尤其是对于男性群体而言，中老年期的死亡率增长趋势表现得更为急剧。此外，三十年来女性的预期寿命均明显大于男性，且死亡率拐点晚于男性，如图4—图8所示。假设极限年龄固定，男性的老龄化空间将大于女性。

  死亡率对寿险产品定价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性，死亡率作为寿险产品定价的关键影响因素，其变动将引起保险费率的变动。对于已签发保单而言，死亡率变化并不影响产品定价，但对保险公司不同险种经营管理会带来双重影响，保单定价依照过去的经验生命表，而现在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人群增加。一方面，寿险保单赔付时间整体延后，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保险公司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利用保费来投资增值，利好保险公司；另一方面，从年金险给付角度来看，给付时间不断拉长，需要给付的保险金总额也会相应增加，保险公司未来给付压力被放大。

  对于未签发保单，本文采用寿险精算模型展开费率推导，如表1所示。人寿保险费的计算遵循收支平衡原理，即所缴纳的纯保费现值要等于未来给付保险金的现值，但保险金的给付需要以被保险人事先不能确定的生存或死亡为给付条件，因此，我们用未来给付保险金的数学期望值来代表未来可能的实际保险金给付的现值。通常，寿险保费由两部分所组成，用于保险金给付的纯保费和用于保险公司经营费用的附加保费。即：总保费=纯保费+附加保费

  为了更直观看出死亡率对寿险费率的影响，本文的计算遵循以下假设：假设1：预定利率为2%且保持不变；假设2：不考虑保单失效率和费用率等因素；假设3：仅计算趸交纯保费的变化趋势。接下来，本文以第三版中国经验生命表（2010—2013）为参考，通过与第四版（2023）（征求意见稿）作对比，采用精算模型（见表1）计算新的死亡率条件下终身寿险、终身年金和终身延期年金纯保费的变化趋势，从而探讨人口老龄化从死亡率角度对寿险产品定价的影响。

  新版生命表全年龄段死亡率平均约降至旧版生命表的80%，如图9所示。对于未签发保单而言，新生命表死亡率下降造成纯保费的变化对不同险种影响是不同的，对各年龄的人影响程度也不一样。死亡率下降，终身寿险费率下降，且对费率的影响程度与年龄成反比；而对年金产品而言，死亡率下降导致纯保费上升，终身年金的上升幅度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延期年金的上升幅度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具体来看，对于年金产品而言，保险公司需要为被保人提供终身的收益支持，而更低的死亡率意味着保险公司需要支付更长时间的年金，因此死亡率的下降将导致纯保费上升，如图10所示。此外，死亡率下降意味着被保险人有更大的概率活过65岁，因而延期年金费率上着的幅度大于终身年金，且二者会在开始领取年金的年龄收敛。对于终身寿险而言，由于死亡率的下降，保险公司需要为被保人提供更长时间的保障，因此相对应的纯保费呈现下降趋势，如图11所示。我们得知，对于年轻人群而言，这种死亡率下降对纯保费的影响更为显著，因为他们相对更长的寿命意味着更长的保险期限，以此来降低了每年的风险分摊成本。相反，对于年龄较大的群体，尽管死亡率下降，但由于其剩余相对较短的寿命，纯保费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

  按照保险责任，可将健康险进一步细分为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收入保障保险和护理保险，其中医疗保险为报销型保险，疾病保险为一次给付型保险，收入保障保险和护理保险为传统健康险的衍生品种，用于弥补被保人由于生病住院治疗期间没办法工作导致的收入损失和护理调养期间的费用补偿。

  本文采用非寿险精算模型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传统健康险费率的影响。由于寿险在保险期间有且仅有一次赔付，而非寿险也许会出现多次赔付，因此非寿险费率厘定方法与寿险不一样。为了简化模型推导，这里同样忽略免赔额、赔偿限额和各种费用等复杂因素，仅考虑纯保费定价。在实际的费率厘定中，保险公司的期望赔款取决于期望索赔频率N和期望索赔强度X，它们能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通过趋势调整得到（见表2）。

  健康险纯保费费率取决于每年生病的次数N和每次生病花费的金额X，因此，健康险费率会相应调整以反映真实的医疗成本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数量增多，本文认为健康险费率会上调，原因如下：

  第一，老年人更有可能面临更多的慢性病、长期护理和医疗服务需求，即索赔频率的趋势参数变大。已有研究表明老龄化社会医疗护理费用增长迅速，Werblowetal et al.(2007)认为年龄是重要的因素，Hakkinenetal et al.(2008)认为是年龄与接近死亡效应的叠加作用。如图12所示，我国2000—2020年老年抚养比和医疗费用占GDP比重呈现出正相关关系；日本经验也表明，老龄化程度与医疗费用占GDP比重呈正相关，如图13所示。

  第二，人口老龄化进程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不仅会出现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而且疾病检验测试能力也大幅度上升。如多数早期以及某些中晚期的实体瘤，通过手术或放疗治愈慢慢的变成为可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导致医疗成本的增加，即索赔强度的趋势参数变大，进而影响健康险费率的厘定。此外，医疗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更多意外伤害事件触发重疾险的赔付，如车祸受伤后引起的并发症，将同时触发意外伤害险和重疾险的赔付，而重疾险作为高杠杆产品，赔付次数的上升将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第三，随着人口老龄化，保险公司需要仔细考虑被保险人寿命更加长的可能性，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设计长期健康险产品时，必须深入考虑被保险人在更长时间段内可能面临的健康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赔风险。这将对长期健康险定价和资金储备提出挑战，一方面，保险公司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被保险人健康情况，以制定合理的保费水平；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还需要最大限度地考虑资金长期回报，以确保资金储备能够支持长期的理赔需求。

  目前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老龄化程度在全球处于中上水平，且少子化和长寿趋势使得老龄化水平持续加深。寿险业，作为专注于人类寿命风险管理的金融领域，其运营与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深刻影响，这一社会现象对寿险业的业务模式、产品设计、风险评估及市场策略等方面均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变革。根据本文对产品结构和产品费率的分析，我们大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本文通过梳理日本寿险发展经验，不难发现：劳动力人口与个人寿险金额具有高度相关性；家庭小型化背景下参保率趋于下行；死亡率改善驱动日本寿险产品由两全险向健康保障型产品转型；疾病发生率攀升刺激日本寿险保单向“小批量、高频率”的方向发展。寿险公司ROE可拆分为净资产投资收益率和三差ROE之和，其中死差、费差和利差是寿险产品的主要利润来源。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死差和利差均也许会出现损失风险，这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未来产品精算定价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二，纵观过去三期寿险经验生命周期表，能够准确的看出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寿命的概率分布函数呈现出向右偏移的现象，即寿命分布整体向更高年龄方向延伸。新版生命表全年龄段死亡率平均约降至旧版生命表的80%，在此基础上定价的新保单，以死亡为理赔责任的传统寿险纯保费将减少，费率的下降程度与年龄成反比；以生存为给付条件的年金纯保费将增加，终身年金的费率增长幅度与年龄成正比，延期年金的费率增长幅度与年龄成反比。而基于旧版生命表定价的保单，在现有老龄化水平下，保险公司年金险的给付压力不断放大，寿险的理赔压力被缓解。

  第三，由健康险定价的精算模型可知，健康险的纯费率由索赔频率和索赔强度共同决定。伴随老龄化水平的持续加深，首先，老年人更容易面临慢性疾病，因此其医疗需求将增加，有几率发生更多的索赔事件；其次，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检验测试能力的上升，导致医疗成本的增加，同时也有更多意外伤害事件触发重疾险的赔付，从而使得赔付金额增加；最后，保险公司在设计长期健康险产品时，也一定要考虑被保险人在更长时间段内面临的健康风险和由此产生的理赔风险。以上三点原因的共同作用，将推动健康险纯保费上升。

  第一，增加健康类产品研究开发，重视小家庭团体险组合配置。从需求侧来看，随年纪的增长，个体健康问题和医疗需求会随之增加；借鉴日本经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中老年人口的增加，对死亡保障型产品的需求总体萎缩，且家庭小型化本身导致家庭对于高额保险费和高额死亡抚恤金的保险需求逐步下降。从供给侧来看，保险公司需要调整产品结构，一是销售更多合理定价的健康险，一方面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能增加保险公司的病差益，从而对抗储蓄型产品带来的利差损；二是开发更适合小家庭的保险产品，如提供更灵活的保险期限和保额选择，以及更多样化的保险责任。

  第二，保险公司应积极探索“保险+康养”的新保险模式。通过养老社区或康养医院给客户提供实体服务，与自身保险产品形成完整的“筹资+服务”产业链，一站式实现用户的养老需求。用实体服务对冲长寿风险和健康风险，寿命延长使得年金给付时间拉长，同时也会相应增长客户接受养老服务的时间，保险公司获得的服务收入可进一步对冲年金给付风险；类似地，疾病发生率上升不仅会使得健康险赔付增加，而且会带来护理服务收入的增加。产业上下游打通后，也能增强保险公司的控费能力，进而提升产品性价比，刺激消费者投保欲望。

  第三，保险公司应不断探索差异化定价策略并采取精细化管理方法，以客户为中心，针对不同客群，在产品定价和销售推广方面有不同侧重点。对于年轻客群，侧重于风险保障更全面的组合型保险，吸引其长期投保；对于老年群体，提供更多定制化健康险，加强服务对接能力，增加产品附加值，缓解潜在价格持续上涨对产品销售的影响。同时，兼顾群体消费能力差异，高端客户对价格敏感性弱，更看重服务的体验感，可适当提升产品价格，提升服务能力；面对中低端客户，要更关注客户和渠道利益，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增强资产端的获客能力和产品的普惠性。

  第四，打通医院与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壁垒。准确的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保险公司更全面地了解潜在客户群体的健康情况，包括疾病史、家族遗传信息、生活小习惯等多重维度，以此来实现合理定价。一方面，可以优化投保流程，提高理赔效率，更好地服务客户；另一方面，能够更好的降低保险公司病差损风险，增强保险公司健康险供给的内生动力，推动保险行业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